近来，“互联网+”思维模式及其驱动市场的运作形式、促进传统行业的方法策略逐步成为人们热衷研讨、积极参与、乐于实践的主流创新创业方式。如今，这一风潮也慢慢向中医药行业靠拢、接轨乃至融合。无疑，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的运作形式及方法策略必然会带给包括中医药在内诸多传统行业新的生机。正像许多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说的那样：在互联网风口到来之际，连猪都有机会借助风力展翅翱翔。话虽不错，但要知道，即使风再大，如果一个行业真如猪一般笨重而缺乏实力，就不可能一直翱翔天际，反而最终会摔得最惨。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雄鹰才能在风起云涌之际展翅凌云、直冲九霄，毕竟风是外力，一个行业在未来社会、市场中的潜能到底有多大，根本上并非取决于风力，而是取决于自身实力。据此，笔者根据多年从事中医药领域相关工作的经验心得而提出“中医+”思维，旨在为促进中医药能进一步回归本色、夯实基础提供思路方法，希望藉此可为中医药行业、学科的实力提升贡献绵薄之力。

为何中医药需“+”

综观中医药行业现状，尽管随着时代进步、学科改革确实促进了不同领域的深入研究，也随即产生了一批知识理论、临床科研的成果。但事实上，业界许多前辈大家及青年学者对现今我们的行业发展持不甚乐观的态度，普遍认为中医药作为祖国千百年的独特学科、智慧瑰宝，其发展却着实缓慢且总有力所不逮之时。有劲使不上、抓不住发展脉门是现状中不少学者的主观感受。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中医药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科研创新等领域存在的三个显著弊象息息相关：

从业人员知识碎片化

笔者曾撰文《“三化”制约中医发展》（《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11月21日）谈到过中医药学科的过度分化对学科发展造成了一定伤害。无疑，学科的分化本源于社会需求、学科发展需求。但在学科分化的基础上，许多研究者、教育者因为学科分化而降低自我要求，为了服从分化的学科而使个人的知识体系固化、知识视野狭窄、知识传播单一。最终导致中医药从业人员有了知识碎片化的倾向，并进一步使中医药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狭隘、局促，可以想见，这一情形对于中医药学科的伤害之大、之痛。

众所周知，医学所涉及的生命问题、疾病发生发展问题等均是复杂艰深的科学命题，而针对这些科学命题，中医学以整体观念作为根本理念来树立学科知识体系以应对解决，也与现今益发得到现代医学界重视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不谋而合之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要求医学研究者、教育者决不能以一种“吃老本、万金油”的心态和做法局限桎梏于某一分科来获取知识和开展研究、教育。正如《黄帝内经·气交变大论》曰：“《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阐明中医学研习的最高要求是对天文地理、人事物理等知识的系统掌握，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上·十剂》中也强调此观点说：“欲为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不然，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动致颠殒，而欲愈疾者，未之有也。”说明了医学的复杂性要求从医人员必须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诚然，在现今庞杂的知识背景下，不可能也没必要让医学工作者对凡事万物的知识道理均要有所涉猎，但在起码的中医药领域内，中医药工作者理当具备相对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医药知识体系、尽量广泛的涉猎中医药相关知识内容。但反观现今的中医药行业，却屡屡出现了研究、教育上的怪现象——能够进行中医诊断教学的一些老师居然不能担纲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一些学者对中医经典的教学及研究只能担纲《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中的一门却没有能力涉足多门；还有方剂教学者中药功底差或中药研究者对方剂一窍不通、理论研究者不能以临床举证或临床工作者不能以理论阐发等等。凡此种种，均凸显了学科分化背景下中医从业人员的知识碎片化现象，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中医工作者做教育不能旁征博引、做研究不能由博返约、做临床没有整体观念、讲理论缺乏实证依据。这显然是违背医学要求、逆反中医学理念的学科怪现象。

过度专业化

如前述，源于诸多中医从业人员因为学科分化的原因而主动降低了自身要求，使个人的研究及教学呈现知识的碎片化、零散化，也从而导致另一个非常明显的弊象——过度的专业化。

专业本无可厚非，韩愈《师说》曾有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这句话的语境是劝导人们悉心求师问道，意思是不同人有不同专长值得大家学习。但专长理应建立在理论知识的完整系统上而各有所长，而非是为了专业、专长而人为的局限缩窄个人的认知领域、知识获取渠道、思维行为方式。这一人为降低要求的做法或许能使个人专业领域见地、理解乃至研究见长，但绝不利于个人学术乃至整个学科专业的良性发展。《周易·系辞上》有言：“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说的是一个触类旁通的道理；《孟子·离娄下》语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说的是一个知识由博方能返约的道理。诚如中医学的古代先贤们，扁鹊以诊断称神，同时擅治内外妇儿各科疾病；华佗以外科见长，却也是内科、养生大家；张仲景善治外感也善治杂病；孙思邈精研方药也以医名著世；朱丹溪、李时珍、叶天士、王清任、张锡纯等等。历史上的中医先贤已然以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他们能以某一方面专长而闻名历史，但他们没有人仅仅是因为专门研究诊断、外科、方剂、中药而成为专家，均是在深厚系统的知识理论背景基础上触类旁通、由博返约的就某一领域专门阐发而成名成家。由此反观当今中医药行业，未有理论知识基础而先行人为的为个人圈定界限，涌现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却越发少见甚或难见在学科里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大医，也无怪乎诸多中医前辈疾呼“医界再难出大师”，抛弃对中医理论知识系统研习及宏观把握而过度的专业化，自然难成大师、大家。由此可知专业固然应当提倡，但过度的专业化亦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严重弊端。

过分的西化思维

在中医药研究领域，适当的引用现代科研方法、思维模式，对中医药经典理论、思维模式、方剂药物展开科学研究是可行的，也是现代中医药研究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这一行为本不为过，但令笔者担忧的恰是无论中医药学何专业、何门类均热衷以过分的西方思维模式展开探讨研究，便过犹不及甚至南辕北辙、邯郸学步了。通观现今整个中医学行业，无论从事医史文献、各家学说还是医学经典的学者，不少人也乐于以现代生物医学科研手段、数据统计、公式定理来包装所学，几乎西医学所依托的自然科学研究方式方法均成为中医中药的主要甚至是全部研究手段。的确，数据、公式作为现代科学的重要表达方式确有较强的说服力，且诸多中药药理、方剂作用等领域的研究也的确需要许多现代科研手段进行实证。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科基因成分，而学科基因成分的不同是自然地由该学科的自身学科规律所造成的。尤其对于中医药学来说，其诸多学科理论知识的形成有自然科学的成分，但同时也有许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成分，而这些不同科学成分的存在源自医学问题的复杂性。面对中医药学中诸多科学成分，中医药研究者、教育者就不能够过分的强调单纯以西方思维为主导的自然科学方法进行中医药研究，应当在系统把握中医药知识理论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在遵循中医思维规律、尊重中医学科特点的前提下展开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多种研究方法，才能够使学科研究逐步趋向完整、立体，而不会因为厚此薄彼而造成瞎子摸象的尴尬。

或许许多中医药工作者会就此提出质疑，认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就是自然科学，同时要知道自然科学能够换回来的成果、回报有多么的丰厚。笔者不以为然，许多时候正是因为其他科学领域内研究成果少、影响力小才导致国家扶持度弱、社会回报率低。如果学者们能够主动认清学科本质而回归学科本源展开研究、探索路径，能通过坚持这一方式而多点开花、一树多果，最终也就能够唤起国家、社会的认同与支持。